在港陸生,無處投遞的熱愛

「這場運動把我和香港人隔開了。」22歲的湖南男生陳辰說。

今年是陳辰在香港生活的第5年。因為家庭原因,他從小就不停搬家,總是漂來漂去,過去幾年才定居香港,逐漸愛上這個城市。2014年香港發生的雨傘運動,在陳辰看來關乎香港的未來,他就這樣抱着純粹的熱誠,投入到旺角街頭。

但令陳辰始料未及的是,伴隨這場運動而來的,還有進一步加深的中港矛盾。矛盾起於政治,關乎民生,蔓延至日常生活。陳辰突然發現,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年輕人,當他想要表達對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認同和支持時,要跨越重重障礙。

但在情感上,他捨棄不下香港。「我也可以移民去其他地方,但不想去。」陳辰說,「香港已經成為我生命歷程中不可抹卻的一部分。」一年過去,他說起那場運動和香港的未來還是忍不住嘆氣,顯得憂心忡忡。

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?

「我每次從住的地方往港島那邊眺望,都很難過。」陳辰說。

陳辰住在九龍,與同學合租房子。自去年以來,他從窗邊望向海對岸的港島,常常會想起那曾經洶湧的人潮和香港未知的未來,心裏感覺壓抑。

5年前,剛剛高考完的他在香港和北京之間選擇了前者。他出生於小公務員家庭,在北京的親戚對他說,如果他在大陸讀大學,畢業後就可以考個公務員,或是進入國企。而他拒絕這種像程式一樣預先寫好的人生。

和許多來自大陸的學生一樣,那時陳辰對香港幾乎一無所知。他更想不到,2014年10月,他會坐在旺角街頭,捲入一場港人向北京爭取民主與普選的運動。

2014年9月,本科剛畢業不久的陳辰初次去了添馬公園的罷課現場。他說,自己當時是抱着「見證歷史的心態」。

早在高中時期,陳辰就從歷史資料中了解了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。在陳辰印象中,社會運動似乎總是伴隨着流血。來港以後他參加過幾次紀念六四事件的燭光晚會,起初覺得很受用,慢慢卻覺得,單純的紀念也改變不了什麼。

2014年9月28日,87顆催淚彈在金鐘落下,極大加劇了陳辰對運動前景的憂慮。「我有一種歷史在眼前閃現的感覺,就像1989年,四二六社論出來之後,第2天全世界華人大遊行,大家都感覺要勝利了,乃至五一遊行也是,可是誰知道後來就變成這樣子。」他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歷史,「有這種前車之鑑,我好像知道運動一定會失敗,但是卻無能為力」。他非常害怕運動會走向和六四一樣的結局,「非常,非常地害怕流血」。

為什麼我不出去?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?

陳辰

看着催淚彈落在人群中間的場景,陳辰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。他清楚,自己以大陸人的身分去參加這種社會運動,可能有危險。但他還是一遍遍問自己,「為什麼我不出去?為什麼我不去和那些受傷的人在一起?」10月,他終於還是去了。那時的佔領區已經滿地帳篷,站在馬路中央的義工給了他一個口罩、一條毛巾。從這時起直到運動結束,他時不時留守旺角,零點過後才回家。

10月4日,旺角佔領區遭反佔領人士衝擊,拆台、打人、流血,而在金鐘,有傳聞說催淚彈和武器彈藥進了特首辦和政總,陳辰感覺「就好像要發生什麼事了一樣,就像八九之前的軍隊調動」。也是在這一天,本有可能的學生與政府對話也被取消。與此同時,又有人傳出商人利用佔中牟利的陰謀論。陳辰從旺角拖着疲憊不堪的身軀回到家中,恐懼、壓抑、擔憂的心情積鬱在心中卻無處抒發,只好提筆給美國的朋友寫信:「事態總往不好的方向發展,禍不單行。」

為了緩解複雜的情緒,陳辰開始翻找各種與香港有關的資料,試圖尋找一種可能的出路。「如果找到的話,為之奮鬥50年也未嘗不可。」他說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股霾,陰沉沉的,「香港籠罩在一片烏雲下」。後來他發現香港的問題「幾乎是不可解的」,但仍然無法說服自己停下來。他去茶餐廳吃飯,食客們個個談論「佔中」;走在街上,眼見「我要真普選」和「佔中亂港」的標語和海報針鋒相對,無孔不入;電視、報紙、社交網絡,滿是關於運動現場的消息……大事正在發生,關心香港的他,無處可逃。

在港陸生的圈子裏參加運動的人並不太多,他不知道自己能將這些處境和感受說給誰聽。家人則一早告誡他,不要摻和這種事,他於是也瞞得辛苦。而本地同學則都在自己圈子裏集體行動,隨着運動的推進,「香港人」的身份口號越來越響亮。

他這個為香港失眠的大陸人,好像一顆沖上了岸的貝殼,雖然被同一股浪潮推着,日日都共同進退,卻還是在無數白沙中顯得突兀。他每天沉默地坐在街頭,夜晚失眠便起來一遍一遍地重看催淚彈落下的片段,艱難地自我消化。他不斷告訴自己,考慮再多也是無濟於事的,不如不要再想,「你是救不了人的」。但他停不下來。

每一個毛孔都可以感覺到別人的目光

在雨傘運動之前,陳辰早已融入香港生活。在來香港之前,他從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生活3年以上。他獨自在這座城市度過了18歲到23歲的青春年月。

他粵語講得流利,熟悉紅磡的每一條街道,愛和茶餐廳的老闆娘聊天。黃埔街上有一家他最鍾意的二手漫畫店,裏面的收藏比他在大陸看到的任何一家都多。他參加本地的社會運動,「我認同香港的價值觀念。」

陳辰曾經感覺香港很包容他,讓他生活沒有阻礙。偶爾回到大陸,反而有許多不適應。2014年夏天,陳辰大學畢業,沒想過回去,也並不想移民去其他地方,只想找一份工作,安定在這裏。他不覺得香港是他的異鄉。

在大陸要小心自己的財物,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。

陳辰

但就在他與香港休慼與共的願望達到峰值的這個夏天,雨傘運動所凸顯的中港矛盾甚至中港對立突然敲醒了他,他從未執著過的「大陸人」身份好像從皮膚底下跳了出來一般,將他標記為人群中的「異類」。不知從哪一天起,他感覺在香港要小心翼翼。

「在大陸要小心自己的財物,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。」陳辰說。

作為一場港人向北京爭取民主的運動,雨傘運動的矛頭從一開始就對準了羅湖橋以北,那個管制着整個中國的中央政府。但這一次,來自羅湖橋以北的陳辰,卻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北京的對立面。他感覺自己陷入了一種微妙的境地,一方面,他調轉了矛頭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營,指向自己出身之處;但另一方面,在香港人呵斥、質問、指責中國大陸、中央政府時,他又感覺自己和這個香港人所不滿的龐然大物脫不了干係。

「我畢竟是那裏來的。」陳辰說,這場運動讓他前所未有地意識到「站隊」的迫切性,逼得他每天都必須做出「香港」還是「大陸」的選擇,中港之間的矛盾甚至對立,讓他再也找不到一個可以立足的中間位。

「這是政治運動,但具體的議題都是本土權益,擠佔生存空間等等。」陳辰說。運動期間他在旺角長駐,接觸的大多是市民階層,亞皆老街的麥克風裏不時傳出本地工人對大陸的不滿,包括「升學和移民政策向大陸人傾斜」、「逼香港人喝東江水」、「水貨客阻住路」等等。這些比「真普選」更生活化的訴求,與港人對中央政策的諸多不滿疊加在一起,使得陳辰第一次感受到了「他們」與「我們」的清晰對立。

從前在學校,他也見到過內地生被排斥或者發生不好的事就先責怪內地生的情況,但不以為意。當時他從未感覺這些矛盾會讓香港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。但運動中集中爆發的中港矛盾放大了他的觸感,令他「每一個毛孔都可以感覺到別人的目光」。

一方面,他調轉了矛頭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營,指向自己出身之處;但另一方面,在香港人指責中國大陸、中央政府時,他又感覺自己和這個香港人所不滿的龐然大物脫不了干係。

他開始注意,與人交談絕不講半句普通話,竭力隱藏自己的廣東話口音。所有香港人強調的行為規範如地鐵上不能飲食、搭電梯靠右等等,雖然從前他也會遵守,但運動之後就更是絕不會逾越半步。「雖然我在這裏住了這麼久,外表看起來已經和一個香港人沒什麼區別,但我還是很警惕他人的目光,覺得他們會看出我是大陸人。」

他還多次想過,自己要是在街頭遇上大陸童便溺的事,會怎麼處理呢?如果自己住的這一區發生反水貨客遊行,只要是有大陸口音的人都可能被無差別指罵,那他又該怎麼辦呢?

在和這座城市愉快地相處了4年多之後,他終於體會到身分印記的難以消除。他切身地體會到,他在哪裏出生,帶什麼口音,原來會如此令身邊的人介懷,原來會被輕易地定義,彷彿因為他是大陸人,他就什麼都不懂,就會在地鐵上吃東西,就會在街頭便溺。

和不少參與運動的大陸人一樣,陳辰感覺自己明明在心理和行動上都貼近香港,在現實中,卻因身分的「原罪」被香港推開。

同樣是在街頭,我們有什麼不同?

這種處在夾縫中的尷尬境地一直延續到陳辰的工作中。

運動結束後,他在香港的一間書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,卻因中港矛盾在生活中的具體延續而產生巨大壓力,一度求助於心理醫生。接受採訪時,他已經大致恢復,但談起那段時光仍感覺相當沉重。

他承認自己在運動結束後變得有些「被害妄想」,總覺得同事和上司似乎對他有些「特別」,總是對他強調香港的工作模式與內地不同,覺得他又不懂規矩,又沒有經驗,做不好工作。他感覺自己作為在港工作的大陸人,好像有搶佔生存空間的「原罪」,無論工作中發生什麼事都覺得是自己的錯。為了證明自己,他連續兩週每天只睡兩個小時,發瘋般地努力工作。這為他換來很好的工作成績,但也令他暴瘦15斤,躁鬱、怪誕,甚至產生了輕微的精神分裂。朋友問,「你到底怎麼了?你怎麼都不像你了?」有一天他覺得自己「快死了」,終於辭掉了這份工作。

陳辰說自己不會因此去責怪什麼。「我不會去責怪運動不好,或者運動給我造成的創傷不好,或者同事不好。我只會覺得一件事推導出另一件事,放大了某個部份,把一些負面的東西暴露出來。或許暴露的是我自身的負面,也是有可能的。」

他也曾反思過,同樣是在街頭,自己和身邊的香港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呢?他也認同香港人的身份建構,認同佔領區強調的核心價值,「但那真是我自己的原動力嗎?」他甚至反問自己,「我有時候會懷疑,也許我只是為自己個人的發展而考慮?他們才是真正的為香港考慮?」

2010年,當陳辰跨過深圳灣的時候,他還有些猶疑,不知道自己又會在這個遷徙地停留多久。那時的他走在香港,感覺飄飄然,似乎不是很確信自己在此生活的意義。5年過去,他仍然說不清自己為什麼在香港,也許只是因為這裏「有高樓但沒有高牆」。

陳辰依然憂心香港,覺得運動結束之後許多人的熱情消退,社會現實卻沒怎麼變。不過他也終於調適心態,找到一份新的工作,要在這座與個人命運連結的城市努力生活下去。「大家都看不到出路,都想着逃離時,急躁和絕望的霧氣才會籠罩在維港上。」陳辰說,他努力與自己的身份和解,「能出一份力的時候,就要為一個更好的香港出一份力」。

(尊重受訪者意願,文中陳辰為化名)

(原文刊於端傳媒,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50926-hongkong-umbrellamovementtrauma04/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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