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年一座金馬獎,從流亡導演到「香港人」應亮

9月28日,對從上海「流亡」到香港的獨立導演應亮來說,是一個特別的日子。

兩年前的「9.28」,是香港雨傘運動最驚心動魄的時刻之一。香港政府總部和立法會所在的金鐘,從傍晚5時58分開始到翌日凌晨,落下87顆催淚彈。導演應亮也在此時,從位於離島的家中坐船出發,趕到金鐘,聲援抗議的群眾。兩年後,他第一部以香港為拍攝對象的短片《九月二十八日·晴》在台北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獎,成為金馬獎歷史上第一部以傘運為主題的獲獎影片。

2016年11月26日,獲獎當晚,應亮的社交網絡被祝賀聲填滿。和對導演能力、作品表現等常見讚譽不同的是,朋友們給應亮的祝賀,多了「香港人」、「香港隊」這一項:

有人將這部短片與香港導演拍攝的《一念無明》和《樹大招風》一起稱為「香港隊」作品,還有人對應亮說:「我相信你比許多香港人更愛香港!」

這些象徵著某種身份接納的回應,對應亮來說,和對作品本身的肯定一樣重要。他曾不止一次在各類公開場合說,4年前,有不少朋友冒著風險幫他,才令他在無處容身的情況下,能夠留在香港生活,因此在金馬獎領獎台上,他滿懷感激地說:「香港是一座俠義的城市。」

在港生活了五年,應亮終於把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拍成了電影,把香港故事推向外面的世界,他說,這是對香港的回報,也是自己新的身份認同:「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個香港人了。」

《九月二十八日·晴》

導演:應亮
上映:2016
2016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
2016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入選作品
2016釜山國際短片節開幕電影
2016聖地亞哥亞洲電影節短片競賽
2016高雄電影節入選作品

透過電影,「落地」香港

2012年之前,應亮在中國大陸是非常活躍的電影人。他拍攝過14部短片,4部劇情長片,發起過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。2011年,應亮受邀到香港演藝學院做為期一年的駐校藝術家。

但2012年,他以青年楊佳襲警致6人死亡的爭議案件作為題材,拍攝從楊佳母親視點出發的長片《我還有話要說》。但影片隨後遭到中國政府封殺,應亮彼時正任職香港演藝學院駐校藝術家,不僅本人被上海政府官員約談,家人也遭公安等多次「問候」。突如其來的變故導致他不能返回大陸,幸而得香港朋友救助,可以暫時繼續居留香港。

危急關頭,香港成了他唯一的選擇。而所幸,也有香港朋友願意冒風險去幫他,最終,他以香港演藝學院兼職講師的身份留下,拿到工作簽證,一直教書至今。

「香港是一座俠義的城市。」

《我還有話要說》

導演:應亮
上映:2012
2012南方影展
2012金馬影展
2012韓國全州影展
2012盧卡諾電影展 最佳導演獎、最佳女主角獎

但是,離開生活了35年的中國大陸,對一個導演來說,也是離開了最熟悉的敘事土壤。他不得不中斷了創作,直到2013年初,他決定拍一部講香港的短片。他覺得在港生活,融入是基本的尊重,而自己能夠「落地」的方式,就是電影。「我沒法到中國拍片子,而新的感情投射已經在另一座城市了。」應亮說。

這是《九月二十八日·晴》的雛形。

彼時,學者戴耀廷、陳健民和牧師朱耀明才剛剛開始醖釀「佔領中環」,希望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形式,為香港爭取民主普選特首。「抗爭」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,誰也沒能料想到之後的雨傘、鐵馬、衝撞和催淚彈。這時的應亮,也沒有選擇「佔領」或者「抗爭」作為直接主題,他從街邊的老人院和電影《桃姐》中受到啟發,打算將他的香港處女作獻給養老問題。

拍攝一座幾乎完全陌生的城市很不容易,應亮先花了將近3年的時間閲讀香港歷史,把香港70年代的小說,西西、也斯,「圖書館能找到的幾乎都看了」,又自己一個人探訪了港島和九龍的六七家老人院。但香港的政治風雲變化出人意料地迅疾,2014年秋天,雨傘運動爆發,只在資料中看過保衞天星碼頭、反高鐵等香港社運事件的應亮,第一次見證瞭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,短片選題因此急轉向,《九月二十八日·晴》的片名也由此而來。

這部短片改編自香港作家陳慧的短篇小說《第十六分鐘》和《味道·金寶菜湯》,劇本在2015年8月完成,10月開機,3天就拍完了,加上後期的剪輯、調色,到2016年1月正式成片,2月在香港獨立電影節首次放映。

「電影也許是一劑『藥』:治癒城市,治癒別人和自己,也治癒敵人。」

一直牽動著應亮的養老問題,以隱形線索出現在新的短片中:參與雨傘運動的女兒,在9月28日回家之後,與即將搬進老人院的老父吃飯,二人在飯桌上爭執佔領的意義,哪知催淚彈落下的新聞傳來,女兒轉身上街,令許多觀眾猝不及防的,是老父最後温柔一句:「我會保釋你。」

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前5天,9月23日,應亮參與學聯(香港專上學生聯會)發起的「罷課不罷學」義教活動,在金鐘的立法會示威區,向集會者講述電影作為行動的另一種可能。當晚的教學大綱中有一句:「電影也許是一劑『藥』:治癒城市,治癒別人和自己,也治癒敵人。」

《九月二十八日·晴》,也許首先就是治癒應亮自己的一劑「藥」。這部短片令他擺脱創作中斷的苦惱,在新的土壤「落地」。

用五年時間成為香港人

傘,是應亮對香港的第一印象。

那是2004年,雨傘還只是這個小島城市裏,一件日常的必備品,還沒有成為抗爭符號。應亮來參加影展,見到「傳說中的香港」,感到很高興,但卻發現中學時期看的那些「古惑仔」港片都是騙人的,「沒有那麼多古惑仔,哪有啊?!」讓他在12年後仍記憶猶新的,是香港人在冬日雨天,手上拿的黑色長傘,「很雅緻,很美好」。

那年他27歲,第一次聽說「七一大遊行」、「董建華下台」、單程證,對香港好感很多。7年後再來,他的好感仍然持續,覺得香港很有秩序,社會上的人都比較講道理,唯一缺點是物價太高,但「這不是重點」。

而到了2012年,應亮在香港不再是過客,而是常居民,高物價帶來了真切的現實壓力。他的孩子2013年出生在香港,他兼職教書,收入不多,太太也做一些兼職的藝術行政工作,兩人很努力才能維持正常生活。不過他對自己說,一個創作者的生活潦倒幾年,不是壞事。

「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香港人了。」

來港5年,應亮搬過五次以上的家,從港島東的筲箕灣舊區到新界東鄉郊,最短一次只住了半年。今年年初,為了有更大的活動空間,他們搬到了新界東的村屋。

房子在山林包圍中,還有一塊田,在城市出生長大的應亮第一次開始學習有機耕種,雖然時間有限,也每天花一點時間,種出了粟米、尖椒、豆子、菜瓜,前幾天剛收成了薯仔和番薯,據說味道香甜。偶爾也有野豬經過,半夜吃光粟米,吃不完的菜瓜則由得它慢慢變老,拿來洗碗。香港的鄉郊,成了應亮的孩子最好的樂園。

「我家在香港,我住的地方、家庭都在香港。」應亮說,「我可以確認自己身份應該是香港人了。」他始終強調,儘管前幾年自己也在香港做了很多基礎功課,但是雨傘運動令他獲得力量。

他的臉書頭像至今仍是金鐘清場時的口號:「We will be back.」(我們會歸來)他說自己「支持香港年輕人一切形式的抗爭」。在這一點上,他比很多本地人走得更激進,他支持港獨主張,也支持暴力抗爭,因為覺得自己見過、經歷過不民主、不自由的國度,而香港不應該也變成那樣。

「我有時比本土還本土」

他的激進主張,常常令他的中國大陸朋友驚訝與不適。

中港足球大戰時,他毫不猶豫支持香港隊。他能聽懂粵語,但不太能講,平時與學生溝通,學生講粵語,應亮用普通話回答。但他卻說,希望香港人最好都聽不懂普通話。甚至,他覺得自己哪怕有一天在香港因身份被打也是「自找的」。

2014年,應亮在金鐘佔領區義教時,曾有一名中年聽眾在課堂中途走上前來,站在他身邊質問他,為何要用普通話在罷課的活動中教書。應亮的反應是,告訴那個人不想聽無所謂,「我是來幫忙的,香港幫我,我現在幫香港,就這樣。」那人聽畢,轉身離去。「沒事啊,我也不覺得這叫歧視,最多是他有意見。」應亮說。

類似的情況還有幾年前,他走在灣仔天橋上,見到有人拉橫幅請大家簽名,反對深圳居民「一簽多行」來港。「我路過的時候就想,哎呀,這不是限制了一些自由嘛,但馬上也就理解了。」

對香港針對普通水貨客甚至遊客發起的反水貨行動,他也是支持的。「看到水客拉那麼多箱子,拼命裝東西,很討厭,很貪婪。」他從未想像過自己或家人會在類似的行動中受到牽連,即便有,那也要問:「這些一對一的衝突,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?究竟是誰的責任呢?」

是誰的責任?「這肯定不是個體之間的衝突造成的,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多年來放任資源消耗和人口不匹配,還有多年來的滲透、統戰。這些矛盾當然是中國政府有意激化的,調動民粹,讓民眾之間有矛盾,焦點就會在民間而不是上面,我要是政府官員我也樂見。」他說。

「我是來幫忙的,香港幫我,我現在幫香港,就這樣。」

再談到2016年初的旺角騷亂,他對主流媒體使用「旺角騷亂」一詞不滿,「最暴亂的是警察啊,不是民眾。90年代的民眾都是丟汽油彈的」。那應該叫什麼呢?「魚蛋革命啊!」

應亮堅持說自己沒有身份尷尬,也對中港矛盾無感。至於會不會因為身份在香港的暴力抗爭中受傷害,他認為,「他們反對的是邪惡的政權而不是你」,而萬一被打,「也是活該」。

他的主張也讓一些人難以接受。有人批評他毫無原則、不講是非地支持香港,甚至說這種「被打也活該」的心態接近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」。應亮對此報以哂笑,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說你擁護那個綁架你的惡人,那些活在中國還擁護中共政權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。」

他毫不諱言地支持港獨。「香港應該獨立啊,這沒有問題。這個世界有太多人和事需要獨立,最應該獨立的是中國,因為中國被中共殖民得太久了。」

他承認自己「比本土還本土」,而之所以如此,應亮認為,是因為他見過香港和中國的不同。「我明白在中國的環境下,很多問題沒有解決空間。而香港本來有言論自由,電影沒有審查,我們在這裏談天是安全的,看病不需要花錢,政府會補貼教育,現在呢?例如電影審查,已經在香港出現了。」「因為我比本土更加知道,哪些東西值得捍衞,失去就沒有了,」他說。

對一個在港不過5年的流亡導演來說,這好像「去得很盡」。記者引述有人形容這種做法,是「為了融入香港交出的『投名狀』」,應亮一聽就笑:「這個社會已經很接納我了,所以不存在投名狀,是我要回報,而我回報得還不夠。」

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說你擁護那個綁架你的惡人,那些活在中國還擁護中共政權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。」

過了一會兒,他又說:「我覺得自己都不太理解這種說法,可能我跟中國思維的人溝通太少了。」

不過他也強調,地區歸屬、國族身份只是一個人複雜的社會身份中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」,他還有父親、教師、丈夫、導演這些更重要的身份。他也定位自己為中國人,不過是「自願強行定位」,為的是「保持對中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資格」。

電影為香港而獲獎,「我對得起他們一些了」

他以香港近年來最大的社會運動為主題拍攝,還在台灣得獎,對來自中國政府的可能施壓,他說「無所謂」,「債多不愁」。這幾年,中國國家安全部門人員或警察一直和他的父母「保持聯絡」,令兩位70多歲、生活在內地的老人家不敢來港和他相會,怕家中無人照看。

應亮的父母年事已高,身體也不太好,難再遠行。這5年來,應亮唯一一次見到家中長輩,是精心安排岳父母到台灣相見。應亮的岳父母沒有城市戶口,不能「自由行」,只得報名陸客團赴台,應亮和太太、孩子則跟著旅遊巴,在台灣從南追到北,晚上行程結束,雙方才得一見。這段「奇幻」經歷也成了應亮下一部長片的故事藍本。他的劇本創作已經到第三第四稿,希望能在明年之內拍完。

「這個社會已經很接納我了,所以不存在投名狀,是我要回報,而我回報得還不夠。」

應亮的另一部長片,將再次關注雨傘運動,也將再次與陳慧合作,講79天的運動中,一家人的政治看法與個人選擇調轉,本來要移民的最後卻坐到金鐘去被抓,本來簽了佔中意向書的,最後卻沒有到場。《九月二十八日·晴》將會變成「雨傘系列」影片的開端嗎?應亮說不確定,唯一確定的是,他會繼續拍攝香港的故事,作為「香港隊」的一員而創作。

在訪談中,他不止一次提到,4年前,有不少朋友冒著風險幫他,自己「雖然回報還不夠」,「但我多少做了點事了。那麼多人幫我,我對得起他們一些了。」

 

(原文刊於端傳媒,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1212-mainland-yingliang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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