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水圍城:北女南嫁香港20年,問心無愧

「進來吧,這裡就是天堂。」16歲到深圳、20歲到香港的邢瑞,此刻站在天水圍頌富廣場,這個她最熟悉的地方。

頌富廣場又名T town,粵語發音與「天堂」相近。給這個兩層小商場起名的人,承襲了1987年天水圍最初規劃時的宏願,想讓這個偏處香港西北角的村落地帶,像九龍市中心一樣旺起來。

但30年後,「天水圍」3個字和「旺」遠遠扯不上關係。從T town 走入邢瑞居住的公屋天恩邨,數不清的小窗格里是香港最貧窮的人,其中不少是嫁到香港的內地女子。

天水圍分南北兩區,南區不僅有地鐵直達紅磡,還有4座李嘉誠旗下的私人樓宇,中產聚集。北區則承載了八成的公屋居民,人口密度是南區的3倍。公屋是香港政府為租不起私人樓宇的家庭提供的廉租房,有資格申請公屋的人,必須證明月收入在1.125萬港元以下(約合人民幣9800元)——這數字遠低於全港個人月收入中位數1.55萬港元。

邢瑞住的天恩邨,是天水圍北11條公共屋邨中的一個。按每人7平方米的標準,邢瑞和她的香港丈夫及兒子,用每月1002港元的價格租住在22.32平方米的房子中,廁所面積不足1平方米。約30萬人就這樣生活在天水圍。然而比起不遠處天恆邨的金淑英,邢瑞幸運得多。

川妹子金淑英是被香港丈夫殺死的,慘案當年震驚全港,隨後被導演許鞍華改編,拍成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。金淑英案,令天水圍自2004年起,再難擺脫「悲情城市」的印記。但邢瑞不是金淑英,儘管兩人背景非常相似——農村出身,深圳打工,嫁給香港建築工人,老夫少妻,貧窮,家暴……不同的是,她仍然活得安樂,儘管活在邊緣地帶。

家:「香港最好的地方」

金淑英案之後,香港死因法庭、立法會和大量傳媒把目光投向天水圍,發現這裡充斥著類似的家庭問題。十幾年過去了,天水圍名聲仍然不佳,對在港島九龍居住的市區人來說,更是要搭兩小時地鐵再轉輕鐵才能到達的偏遠地帶,除了一個濕地公園,彷彿一無所有。來這裡的記者總愛問一個問題:「你有沒有想過從天水圍出去?」

邢瑞卻說:「我覺得天水圍是香港最好的地方。」

天水圍所在的元朗區位於香港西北角,與深圳接壤,從邢瑞家窗戶望出去,能見到深圳灣口岸大橋,以及對面的流浮山。這地方很香港,又很不香港。香港每一區的社會問題,都在這裡集中發生,有人因此斷言,天水圍城是個小香港。不過,更加典型的香港想象,雖然也有山水和高樓,可山不是流浮山,而是獅子山,水不是深圳灣,而是維多利亞港,高樓不是密集的公屋,而是中環的摩天大廈。

邢瑞的香港,顯然是另一個香港。天水圍距離市區遙遠,2003年才開通地鐵,往返市區車費動輒過百,於是邢瑞和許多天水圍師奶一樣,選擇不出去。她認得天水圍每一條屋邨的位置,知道怎樣抄近路、走小道可以省去輕鐵費用,哪一所學校的孩子成績好,天晴邨最近跳樓的特別多,天恩商場的菜場會在下午5點打折。這裡是她最熟悉的地方,也可說是唯一熟悉的地方。

金淑英被殺後,《天水圍十二師奶》作者陳惜姿寫下了9個天水圍「北女」師奶的故事。離開天水圍10年,再聽邢瑞的故事,她驚覺這些女人的軌跡經年未變。來港多年卻未去過尖沙咀、中環等地標的大有人在,陳惜姿覺得,這些女人只能算「天水圍人」,而不是「香港人」。也有人在嫁到香港前來旅遊過,看到維港風光決心要嫁,結果卻是「來之前以為住尖沙咀,來以後一世困在天水圍」。

邢瑞去過尖沙咀,也去過中環,因為丈夫在南丫島的建築工地做工人,要從中環碼頭坐船上班,她去送過飯。最遠最遠,她到過港島東的鰂魚湧,那是深圳的打工姐妹來旅遊時,大家一起去的。這幾個地方以外,她還去過黃大仙,她婆婆住的公屋在那裡。她在那間一室一廳的房子里度過預產期前的最後兩個月——當時天水圍的公屋還沒批下來。老人家照顧她,把僅有的床讓出來,自己睡在客廳。

這些地方中,她最喜歡天水圍。

為什麼?「這裡空氣好,要什麼有什麼。」

但在說出這句話的10分鐘前,她剛剛抱怨過天水圍的菜場被大集團壟斷,剛來香港時50元能買到三菜一湯,十幾年過去,菜價翻了幾番,丈夫收入卻沒漲。大財團領匯在過去20年不斷買下天水圍的政府菜場,翻修之後,攤位加租,平價菜農被擠走。經過T town的私家診所,她說天水圍2017年1月才開始有醫院,還沒有急診,生病只能看私家診所,價錢比2004年貴了一倍,「病不起」。

好的變化是,20年中這裡開通了地鐵西鐵線。可是交通狀況仍然很差,丈夫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,趕5點半的第一班西鐵線才能準時到南丫島上班。「交通費這麼貴,可是沒有辦法,天水圍這個區太難找工作了。」這裡的就業市場和1994年剛入伙時沒有太大變化,私人樓宇很少,窮人聚居,只有少數餐飲、服務業職位可吸納就業。陳惜姿以同樣多公屋的沙田區對比:「如果公屋隔壁就有數量相當的私樓,那私樓的住戶就可以聘請公屋的主婦去做家務助理(保姆/鐘點工),可是天水圍不行。」

和私樓相比,公屋住戶的居住時間更長,常會住到死,把新樓住舊——那批人無處可搬。走在天橋上,邢瑞指著地磚,說6小格就是她家廁所的大小,坐在馬桶上,手必須要放膝蓋上,前兩天她還把頭給撞了。到了她家樓下,她指著伸出來的長長晾衣架,說這架子用了十多年,伸得又太長,晾衣服的人「摔死好幾個」,自己早同政府投訴要換。而到了她家,才發現廚房比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中還要小,她若再胖一點,就擠不進灶台和身後櫥櫃的縫隙,煮不了飯了。

可她仍然覺得這裡最好。她前前後後、不下十次地重復一句:「我只想有個安穩的家。」

標籤:髮廊妹、廠妹、北女

對安全感的渴望支配著邢瑞。她9歲時媽媽自殺,爸爸再婚,後母威脅她不聽話就會和爸爸離婚。1997年,她離開出生長大的陝西漢中,獨自在深圳打工。那年她初三,從歷史老師口中知道香港要回歸,卻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深圳就在香港旁邊。

也是在那一年,大量跨境家庭的香港丈夫開始為內地妻子申請家庭團聚簽證。全年30499例陸港婚姻,佔整體港人婚姻的46.6%,是破紀錄的數字,其中港男娶內地妻子的有28309例。這個數字此後緩慢下跌,到回歸9年之際,再度回升,達34628例,其中28145例為港男娶內地妻子。

這些家庭普遍「老夫少妻」,兩成的內地妻子比港男丈夫小15歲以上。丈夫們在港收入低下,或乾脆失業,靠政府援助,而天水圍自1994年起陸續落成的公屋,就成了這些家庭的落腳地,包括邢瑞的家。這些家庭和邢瑞家一樣,妻子要照顧年幼的孩子,被困在家中,無法出去工作,更難以接觸社會,遑論融入香港。

但邢瑞覺得沒關係,她只想走得遠遠的。「那時候在深圳,我覺得自己再遠的地方都可以去,總之要離開家,如果那時是遇到一個美國人,我也會跟去美國。」

邢瑞在漢中城固縣出生,中學時,爸爸娶了比她大13歲的年輕妻子,常常責罵她。「我中學時很少在家,學校很大,沒有人,假期時就一個人睡在宿舍,沒電,也沒人壓水井,所以沒水。」

初三畢業,後母不讓她再讀書,她就留在家種地。爸爸得了風濕病,後母又被機器弄傷了腿,家裡所有事都是她做。「那一年特別辛苦,自殺我都想過。」

她連續3晚獨自通宵分稻子,把5000多斤米來回折騰了3遍,相當於處理了1.5萬多斤。一力承擔家務沒能緩解家庭矛盾,後母和父親不停吵架。她忍不了,終於買了張火車站票,三天兩夜,到深圳去。

此後邢瑞的人生便不停被貼上標籤,也不停躲避標籤。初到深圳,她在沙嘴路口跟老鄉一起學洗頭,顧客都是些住在深圳的香港有錢人,「洗個頭可以給100元的小費」。一個月賺800到1000元工資,算是不錯,可她受不了別人叫她髮廊妹,就到廠子里去,做氧氣罩,如此成了廠妹。

2001年,後母要和爸爸離婚,邢瑞把工資都寄回去,想留住這個家,偏偏自己又得了腎結石。「那時候是我有生以來最壓抑的日子,心情也不好,衣櫃清一色都是黑色的衣服,不笑。」工廠的工作也丟了,她在低谷遇到一個香港男人,被冠上第三個標籤,「北女」。

這男人比她大22歲,只比她爸爸小兩歲,離過兩次婚,有兩個孩子,和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的故事極其相似。她不在乎,「從小到大我沒感覺過誰愛我,我只想要一個穩定的、自己的家」。

那年她還沒滿20歲,不能結婚,於是和這男人在皇崗口岸附近租了房子,他白天過海關到香港去上班,晚上就到深圳,和她過日子。到了2003年,她到了法定結婚年齡,兩人去西安登記結婚,10月她懷孕。孩子的出生,終於把她帶到天水圍。

「剛來的時候,我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,在我婆婆家一邊養胎,一邊硬學。」她還留著當年買的粵語詞典,有拼音、簡繁體字對照,翻得很爛。

孩子成了她的寄託,她和這個新生兒一起牙牙學語,認識香港,孩子學校的家長和老師,成為她接觸社會的唯一渠道。

心態:暴力、援助佔上風

她也和孩子一起挨打。2006年開始,邢瑞居港接近7年,就快可以拿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,她丈夫開始慌亂,怕她利用完他就撇下他,一走了之。這種想法的出現,是因為丈夫的幾個朋友都有過類似經歷,從深圳娶回來的年輕內地女子,拿了身份證就拋棄老夫。

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中男主角也是如此,動輒懷疑妻子給他戴綠帽,一次次強調「沒有我你就沒有今天」,「是我帶你到香港來的」。邢瑞的丈夫也開始亂發脾氣,老覺得她會提出離婚,於是整日跟她吵架,打得她肩膀高高腫起,也打孩子。

她自始至終沒有找過社工。社工是那些擁有執照的社會工作者,免費提供專業輔導和支持,許多社工專職做家庭服務。但邢瑞不信任他們。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扛過來。現在的社工年紀輕,生活經歷也和我們不同,根本沒辦法體諒我們。」

在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中,故事的原型金淑英就曾多次向社工求助,社工能保障她一時的安全,安排她入住婦女庇護中心,卻無法徹底解決問題。她最終還是和雙胞胎女兒一起,被屢屢家暴的丈夫刺死家中。

金淑英案之後,天水圍在13年間出現了24間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中心,15間青少年服務中心,13間社會保障及就業援助服務與小區服務。可是直到2017年1月至3月,最新統計數據顯示,天水圍所屬的元朗區,在全港18區中虐待配偶仍屬第一。該區已經連續9年排名第一,而1997年後的頭一個十年,則不是排第一,就是排第二,2008年更達到20年來最高峰,出現787宗虐待配偶個案。

這些個案大多數都是妻子遭丈夫虐待,即金淑英、邢瑞所遭受的家庭暴力。在天瑞邨的「明愛家庭服務中心」,社工譚嘉琪已經服務天水圍10年,處理的家庭問題中,約三四成是內地妻子來求助。從大量個案中,她發現港人與內地人結合的婚姻,許多在正式登記前是跨境婚姻,也就是像邢瑞的丈夫一樣,每天過境生活。這樣的模式導致雙方實際相處時間較少,例如邢瑞的丈夫晚上11點才回深圳的家,早上6點已出門上班。她孕期早睡,曾兩三個月和丈夫睡一張床卻見不著面。而當妻子來到香港,真正朝夕相處,許多問題就慢慢出現。

加上香港公婆可能不喜歡內地媳婦,衣食住行的習慣都有差異,居住空間又小,有些語言也不通,導致家庭問題頻發。邢瑞老公擔心的狀況,的確真實發生過。譚嘉琪遇到過幾次,女人拿到身份證後就來問怎樣離婚,離婚之後怎樣申請公屋。「男人的心態,就是你來到香港,我是你老公,你就要聽我的話,也有信任問題,當中的心態非常複雜。」她說。暴力就在這種複雜中滋長。

邢瑞家的狀況一直持續到兒子上了小學。孩子的老師和其他家長,成了邢瑞的第一批香港朋友,她開始出門,參與學校的家長教師聯合會,還當上會長。丈夫也開始消停,不再和她吵架,不再打她。「這個世界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。當你有了出去工作的能力,你反而成了佔上風的一方。他也不敢對我怎麼樣了。」

可惜,那幾年她懷上第二個孩子,因為爭吵激烈,最終沒有要。2012年她再度懷孕,但物價已非6年前可比,養孩子的成本急劇上升,「要不起了,算了」。這一次,她哭了一個月。

圍城:小日子,小幸福

從1997到2017,天水圍北把遲來的基礎設施都建了起來,銀行、地鐵、醫院、公園,孩子有了更多的學校可讀,各種免費的職業進修班開進天水圍,幫助就業。陳惜姿相信,一個新天水圍已經在路上。

她以同樣公屋集中的屯門新市鎮作對比,屯門新市鎮也在香港西北,山長水遠。「剛入伙時,好慘,好窮,同天水圍差不多,但過了這些年,公屋的孩子長大了,出去工作,會帶錢回家,區內就富裕起來。」她覺得天水圍也會如此。

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鄧竟成曾說,天水圍是「怎一個虧字了得」,和其他新市鎮不同,天水圍先建起的是中產居住的私人樓宇,坐享地鐵和大商場的天水圍南,再用剩下來的土地塞了大量公屋進去。私人樓宇享有基建,可公屋住戶望穿秋水才等來醫院、銀行、公園,是「拓荒牛」。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婦女,還會和自己、朋友在內地的生活對比,感到更加強烈的無助。

邢瑞的打工姐妹好多都是這樣。「有很多同學離家很多年也不敢回去,說這麼多年混得不好,也沒有錢。」她卻看開了,2017年暑假就要帶兒子回老家。「賺多少錢跟回不回家是兩回事,就算賺很多錢回去,也是面子,虛榮。我回去就老實說我在香港沒錢,住公屋,我兒子讀不要錢的公立學校,還拿政府的書簿津貼來買書,我們沒車沒房,就這樣生活。」

她什麼都經過,坦蕩蕩的。兒子上幼兒園時,她和丈夫關係不好,向其他家長訴苦,結果被取笑老夫少妻。兒子上小學,同學到家裡玩,回去就在班上說他們家住公屋,特別小。她都扛過來了。「什麼都沒關係,我問心無愧就好。」

她看了看時間,兒子該放學回家了。她手裡是一早煲好的港式湯水,手機上網找的方子,「常喝湯水,比吃藥好」。她在深圳打工時得的腎結石沒有根治,一勞累就會腰痛,腸胃經常胃酸倒流,還長過息肉。小小廚房,變成她與疾病對抗的戰場,趁低價時買來的湯包藥材,變成她不離身的湯水。「老公和兒子生病還有我照顧,要是我生病了,誰來照顧我呢?」

2017年,丈夫58歲。她不得不開始考慮,丈夫再老下去,會做不了體力工作,到時她就要挑起經濟擔子。13歲的兒子剛上初中,她想狠心一點,讓孩子早日自立,自己就可以出去工作。可是她也很掙扎。「一個人要懂事,需要經歷很多痛苦。社會是現實的,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,當年才小小年紀什麼都會。但我又忍心我的孩子經歷這些痛苦嗎?」

在香港凶宅榜上有名的天晴邨,這幾年多了許多免費職業輔導班。邢瑞報了花藝班和調酒班,晚上就和兒子一起復習功課,準備考試。

天水圍是她的歸宿。「我也不在乎我家房子有多大,小也有小的好處,只要我一睜開眼,就可以看到家裡所有的人。」

她開始找回曾經努力逃避的家人。後母和後母生下的妹妹都到深圳打工,她每個月會找一個週末,從家裡出發,搭20分鐘小巴過深圳灣口岸去看她們,順便多買點便宜的蚊香回來。像許鞍華在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鏡頭下呈現的那樣,她還努力關照獨居的鄰居老伯。老伯住著7平方米的小房子,身體不好,她常順手送些菜過去。

在她上課的服務中心,許多內地妻子重復著她的故事。山東人劉愛軍嫁到香港剛一個月,正在給孩子辦轉學。10年前接受陳惜姿訪問的雲姐和李淑明,已經從艱苦生活中稍微喘過氣,孩子大了,終於可以過過週末。

她們的生活,似乎正慢慢從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,轉向溫暖的前奏——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。在那個故事里,她們奮力抓住身邊的微小幸福,阻擋她們的牆尚未完全拆掉,但城也沒有被放棄。日子緩慢生長,也許終有一天會長成她們渴望的樣子,而中間流逝的,就書寫成天水圍的日與夜,也是那部電影的英文名:The Way We Are。

 

(原文刊於《博客天下》雜誌總第246期封面報導《影視地標之香港20年》,網上版:http://chongzhong.com/bktx2012/233024.htm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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