聲援抗爭者的菲傭:除了照顧家庭,我們還想照顧這座城市

中環皇后像廣場,英文 Statue Square,但更為菲律賓人所熟知的是它的另一個名字──「Black Man」(黑色的男人)。「黑色的男人」源於廣場上19世紀末的銀行家、滙豐銀行總經理昃臣爵士(Sir Thomas Jackson)的雕像,因為它正對着中環地鐵站的出口,而成為菲傭們假日見面的集合地。

8月19日星期六,菲傭 Eman Villanueva 打了數十個電話給友人,約定第二天下午在 「Black Man」見面,但這一次集合的目的卻與以往不同,是要參與一場香港人發起的、具政治色彩的遊行集會。

這場集會由香港眾志、社民連等組織發起,為的是聲援被判囚的16名社運人士。在剛剛過去的一週,2014年衝擊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北撥款的13名示威者和「9·26 重奪公民廣場案」的「雙學三子」黃之鋒、羅冠聰、周永康,都被高等法院上訴庭由社會服務令改判入獄6到13個月。

雖然天文台當天發布了酷熱天氣警告,但遊行人群還是擠滿了軒尼詩道,遊行下午3點開始,但龍尾直到5點才從起點修頓球場出發,前往皇后像廣場正對的終審法院。儘管當天警方公布的遊行人數只有2.3萬,但不少人都說,這是「雨傘運動」後最多人參與的遊行。

遊行隊伍當中,也有 Eman 與他的多名菲傭夥伴,他們手舉紙箱外殼做成的標語,上面寫着:「Free All Political Prisioners」(釋放所有政治犯),最後有五十多人集合在 「Black Man」的雕像旁。

 Eman 與他的多名菲傭夥伴,他們手舉紙箱外殼做成的標語,上面寫着:「Free All Political Prisioners」,最後有五十多人集合在 Black Man 旁。假日遮打道上,聚集的菲傭當然不只這麼多,Eman 用菲律賓語 Tagalo 對着所有菲傭大聲解釋:「我們今天在這裡,是為了聲援政治權利被剝奪的香港人!他們幫我們,所以我們也要幫他們!」
8月20日,Eman 與他的菲傭夥伴手舉紙箱外殼做成的標語,上面寫着:「Free All Political Prisioners」。攝:Leeh Ann

每逢假日,皇后像廣場旁的遮打道上都會聚滿前來休息的菲傭,Eman 用菲律賓語對着他們大聲解釋:「我們今天在這裏,是為了聲援政治權利被剝奪的香港人!他們幫我們,所以我們也要幫他們!」

說畢,他又用英文重複了一遍。遊行中的港人這才發現他們,見到那五十多人齊聲吶喊:「International Solidarity!Solidarity Forever!」(國際團結!永遠團結!)

這段齊聲吶喊影片在 Facebook 上被廣傳,不少人感歎,外傭身為弱勢,本已受僱主壓迫,卻在自顧不暇的時刻,聲援被判囚的社運人士,實在令人感動。不過,離家26年的 Eman 想說的,遠比這多得多。

被一通電話改變的人生

現年44歲的 Eman,18歲那年首次踏足香港,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菲傭生活。他的家鄉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都市圈外的一個小城鎮。作為勞動力輸出大國,許多菲律賓家庭都有個類似的故事──10歲時,他的父親去世,母親不得不外出打工。Eman 的家族中,有不少親戚都在全世界各地做傭工,幾位姨媽在香港,母親則去了沙特阿拉伯。

1990年波斯灣戰爭爆發,沙特阿拉伯建起美軍基地,Eman 和家中兩個姐妹堅持要母親回到菲律賓,「因為那邊不再安全了」。第二年夏天,母親回來了,Eman 喜出望外,可是很快就要面臨更長久的一次分離。這一次,出去打工的換成了他,一去26年,目的地是香港。

當年,他已經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,但還沒等到開學,他在香港工作的姨媽就幫他找了一份做家傭的工作,在新界的一座2000呎海景豪宅。由於家裏的經濟壓力,他最終決定漂洋過海,成為香港4000多名男性菲律賓家庭傭工之一。

因為必須有人出國工作,在我們家,這個人就是我。

Eman

在港菲傭的最低工資不過每月4310港元,但對高中畢業的 Eman 來說已經是不菲的收入,尤其是和菲律賓本國的基層工作相比。他很清楚,如果自己和其他沒讀大學的青年男子一樣,到菲律賓大城鎮去找一份體力勞動的工作,絕不可能支撐家中三個人的生活。

到香港後,他用工資買了傳呼機,想聽家人聲音的時候,就去公用電話亭和家人聯絡。在90年代初,這已經算得上很先進,「我媽媽的年代是寫信的,從中東寄到菲律賓,要一個月才到。她想我們的時候,就用錄音帶錄下自己的聲音,說着『我想你們,我愛你們』,然後寄過來,我們要等一個月才能收到。」

在遇到外傭 NGO 之前,他以為自己在香港生活就是不斷重複這些工作:爬到窗外去擦落地窗的玻璃,洗車,洗地,洗衣服,做各種粗重的家務。

多年後,他擔任外傭 NGO 的主席和發言人,公開譴責僱主逼迫外傭伸出身體在高空擦窗,「我也曾做過這種事情,我知道這有多危險。」

從2011至2016年,香港共有5名外傭因伸出身體在高空擦窗而墮亡。

讓他從默默忍受轉為站出來發聲的,是一通電話。

1993年,他經一個同在香港打工的高中同學介紹,接觸到了本地 NGO 「移民工牧民中心」(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)。香港有超過200個外傭團體,在此之前,他曾加入過文化團體 LIKHA──一群年輕人用饒舌、打鼓、唱歌、繪畫的方式,每逢假日在遮打道表演,用藝術表達離家打工者的心聲。但走進移民工牧民中心,他感到的氣氛完全不同,「所有人都非常忙,忙着給來求助的外傭提供建議,忙着接電話,有很多人來這裏尋求幫助。」

他想試着做義工,一開始什麼都不懂,就從接電話開始。 第一個星期天,他坐下來,接到第一通電話。今日他仍記得,電話那頭,那是一位語氣非常温柔,而小心翼翼的女士:「您好,請問這是『移民工牧民中心』嗎?」他禮貌地答道:「對。」可沒想到,聽到答案的瞬間,電話那頭突然爆發出止不住的哭聲,對方一邊哭一邊哀求道:「幫幫我吧!我再也受不了了……我必須離開這裏!我覺得我快要死了!」20歲的 Eman 拿着電話,呆在了原地。記者忍不住問,對方是遇到了什麼事?Eman 搖頭:「我不知道,我都沒問,我完全嚇傻了。」

「我不知道該說什麼,只好對着辦公室裡所有人大喊,有沒有人能幫幫她?請幫幫她!她需要幫助!」他之後的記憶中只剩下,有人接過了電話,安撫了電話那頭哭泣的人。

這通電話讓 Eman 意識到,在香港,需要幫助的外傭真的很多,「我覺得我必須要做點什麼。」

現在,Eman 是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發言人和菲律賓左翼團體 BAYAN 在香港與澳門分部的主席。
現在,Eman 是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發言人和菲律賓左翼團體 BAYAN 在香港與澳門分部的主席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此後多年,他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外傭組織,也越來越活躍,即使曾有5個月短暫失業,一度回到菲律賓,也沒有停止。26年過去,如今他已是亞洲移居人士聯盟(Asian Migrants’ Coordinating Body,簡稱 AMCB)發言人,以及菲律賓左翼團體 BAYAN 在香港與澳門分部的主席。不過,他的正職仍是家傭,在寬容的僱主允許下,他才能在工作縫隙組織活動。

「同一個體制下的受害者」

8月20日,在聲援被判囚社運人士的集會上,Eman 不止一次用菲律賓語對在遮打道上休息的菲傭們提到一個名字:「長毛」梁國雄。

Eman 與社民連、職工盟、工黨、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和不少本地的女權組織都非常熟悉。職工盟和社民連,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為外傭權益發聲,這些 Eman 都記在心上。

2011年時,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,滿城風雨,幾個主流政黨都因選民壓力,不敢出來支持外傭。「那時候是長毛和張超雄(編註:工黨立法會議員),在議會內外都幫助我們。」Eman 說。他記得,兩人曾公開表示,(符合永久居民條件的)外傭應該有權投票,「我知道這是很困難的決定,很多香港人覺得不該給我們投票權。他們支持我們,可能下次選民就不投票給他們了。」

當年8月,「長毛」曾公開向反對外傭居港權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和謝偉俊下戰書,同時也坦言,自己支持外傭的表態形同在政治上「自殺」。這種支持,Eman 記得。

香港僱傭外籍家庭傭工的制度,被 Eman 及不少團體稱為「現代奴隸制度」。他形容,這種制度雖然不以鏈條捆綁你的手腳,給你食物也給你錢,但卻只支付可以勉強基本生存的薪酬,有時甚至會欠薪,或是給你不一定安全的食物。「這制度要求你像動物一樣無時無刻不在工作,而且要在家裏,在僱主的注視下工作。你不能有自己的生活,如果你做他們不喜歡的事,他們可以打你、罵你,威脅你再做就要炒掉你。如果你真的被炒,就會立即失去簽證,必須立即回到菲律賓。」他忿忿不平說道。

Eman 說,從一開始,外傭團體就非常清楚誰都不能孤軍奮戰,「移民工和香港人是同一個體制下的受害者。我們必須團結起來。我們需要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團結。」

Eman 的電腦上貼着外傭維權的貼紙。
Eman 的電腦上貼着外傭維權的貼紙。攝:林振東/端傳媒

他以菲律賓的例子來理解香港:「這個國家的人民在50多年前就已經一人一票選總統了,但卻只是假民主、假普選。」他形容,菲律賓選舉系統為富人和精英階級而設計,「你只能從富人 A、富人 B、富人 C 當中選一個,而總統、立法會議員、警長、軍官,可能來自同一個家族。窮人沒錢沒槍,而掌權者擁有一切。」

他說,菲律賓人如果要改變這種政治生態,不僅要推動政治上的改革,也必須看到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連結,「這和香港是一樣的,不只是選舉和被選舉權,我們要看到就業、物價、公共醫療、貧窮、養老……很多香港人忙於生計,不願意涉足政治,但如果他們看到兩者的聯繫,就會有更多人加入抗爭。」

他在參與社運的過程中結識了現在的妻子。訪問當日,他的妻子一直坐在一旁默默陪伴。她原本是名默默工作的菲傭,結識 Eman 後加入了外傭團體,現在常活躍在運動前線。

18年在菲律賓,26年在香港,他是菲律賓的兒子、哥哥、弟弟、丈夫,是香港的 NGO 工作者和社運組織者。他說,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建一座橋樑。

夾縫中的抗爭

Eman 有個開明的僱主,非常支持他參與社運,為外傭爭取權益。他的僱主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,數十年前從海外移居到香港,已經僱用他將近二十年。多年相處下,兩人已經建立起朋友般的關係,Eman 更常與僱主分享自己參與社運的心得,「政治是我們日常交流的內容之一,他支持我們爭取勞工權益,也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。」

他有自己的房間,可以使用 Wi-Fi 上網,晚上做完家務工作後,就可以拿出電腦和夥伴們一起策劃行動。

350000 
香港入境事務處的數據顯示,截至2016年,共有35萬多名外傭在港工作,其中近19萬為菲傭。

但外傭出來抗爭,始終面臨各種各樣的限制與風險。如果遇到好心僱主,他們會有一週一天的假期,稍高於最低工資4310港元的月入,而參與外傭團體爭取權益,是完全沒有收入的。

Eman 已經供完兩個姐妹讀大學,還幫家裏蓋起了一間不大的房子,現在每個月只需要寄些生活費給母親,因此才有些閑錢可以組織運動,「我是幸運的,很多人就算完成了工作,僱主也會限制她們出門,要求她們留在家裏。」

在他的團體裡,不少外傭都曾被僱主警告不要參與這些活動,原因只是僱主「不喜歡」。有的人怕被炒,就真的不敢再來,但 Eman 說,也有人繼續來,只是保持低調,躲着相機和電視台的鏡頭。

更多的菲傭沒有參與到這樣的團體中,Eman 也會向她們解釋香港目前的政治處境。例如在8月20日的遊行前,他會告訴在附近休息的菲傭,「今天香港人為了爭取他們的權利,會在『Black Man』有個集會,請大家暫時挪到別的地方去。」這些溝通工作,他從2010年的「反高鐵」運動時就一直在做。

「反高鐵」運動

2009年下旬,香港政府在推動整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計劃時,在財政支出、回收土地,以及是車站選址、設計等問題上,引起了香港社會人士的關注與彼此之間的衝突。部分人批評。高鐵計劃草率上馬、沒有計劃,工程與鐵路及公路路線重覆、破壞居民的生活狀態、空氣及噪音污染、26公里的高鐵造價超過650億,全球最貴。但最終高鐵香港段撥款獲香港立法會通過,此後項目興建多次延期和超支,以及一地兩檢的爭議,使高鐵至今仍是爭議性議題。(資料來自維基百科,百科內容以 CC BY-SA 3.0 授權)

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,外傭們假日休息的地點被參與者們佔領了79天。Eman 回憶說,那時很多菲傭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,而警察只會叫他們離開,完全不會解釋。「她們就會抱怨,怎麼我們平常聚會的地方不能去了?我們一直都在這裏,為什麼現在突然要趕我們走?」於是他就向外傭們解釋港人的民主訴求,「這能減少衝突,她們明白之後,也會理解。」

Eman 希望外傭在香港扮演的角色是,「不僅能照顧每個家庭,也能和港人一起照顧這個社會。」而這也是8月20日遊行那天,他在終審法院前的發言。

「菲律賓的狀況比香港糟糕多了,這裏有16個社運人士坐牢,而菲律賓卻有400多個政治犯。有1200萬菲律賓人就像我這樣,因為國內就業狀況不佳就要去海外工作,我們也沒有公屋、公共醫療和優質公共教育,但我們依然在堅持抗爭。」

「失去希望,你就輸了。停止抗爭,你就輸了。」說完這段話,他站起身。天色已晚,他必須回到僱主家中去,今天的家務工作和外傭團體的電話會議都在等着他。

(原文刊於端傳媒,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70826-hongkong-Filipino-activists/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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