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機農業在中國

「什麼都不做,就是最好的農法。」

這句話出自日本自然農法代表人物福岡正信,早就1975年,他就出版了影響全世界無數小農的著作,《一根稻草的革命》。與他持有類似觀點的,還有早在1935年就提倡自然農法的岡田茂吉。他的弟子小山美秀子其後創立「神慈秀明會」,提出最強調「無為而治」的秀明自然農法。

這些自然農法有各種細節上的種植原則區分,但最大的共同點,就是不用農藥化肥。在中國,最早的一批自然農法實踐者出現在2008年前後的莫干山,我們稱之為「莫干山時期」。莫干山是天目山的餘脈,位於浙江,連接杭州、嘉興、湖州,往北很快就到達中國東部最早的經濟中心,上海。

我們在上海周邊,臨近長江中下游的地方找到了這些人。他們中,有踐行自然農法的小農,多數都從城市的白領生活回到農村。更大規模的,則有政府投資,乃至於台資參與,融合房地產項目的大型機械化有機農場。他們怎樣訴說有機農業的現在與未來?

(原文刊於《經典》雜誌5月號,此為初版,與刊出版有不同。)

自然農法下,小農的人生

這是一群對都市生活產生厭倦與懷疑而轉投農業的中國年輕人。其中就包括實踐秀明自然農法的賈瑞明和鄧勇軍。十年過去,我們分別在上海崇明島與杭州富陽龍門古鎮,見到了仍在耕作的兩人。

崇明島,全世界面積最大的河口沖積島,面積相當於70多個綠島,或是30分之一個台灣。這是長江流經上海,在匯入東海時沖積出的島嶼。在高度城市化的上海,崇明島就像是政府預留的一塊都市綠肺,沒有工廠,島上人若從事農業或生態觀光,就會得到補貼。

十年前,當賈瑞明初次來到崇明島的時候,連通島嶼和上海市區的上海長江大橋才剛剛開通一年,這讓他看到了將農場有機菜與都市消費群連結為社區的可能。如今,在崇明島上隨口問人:「知道老賈的農場在哪兒嗎?」島上的小農沒有不知道的。「你們去看老賈呀?」「老賈回來了?」這是常常聽到的回答。

賈瑞明是對自己的農法具有堅定信念的人。2014年之前,他一度活躍於各種全國性的農業大會、論壇,上電視節目,去大學演講,以他的故事為主題的紀錄片獲得了第九屆FIRST青年電影展的最佳紀錄片獎。他也在博客、微博上寫作大量對有機農業的看法,幾乎成為城市青年從事自然農法的先鋒人物,追隨者眾多。

秀明自然農法,強調無為而治,不施肥,不打農藥,偶爾人手除草,順應自然時節種植作物。「從事耕種以後,你觀察到農作物的生長,牠生命的每一個階段,你就發現,這和人的生命是非常相似的。」賈瑞明說。在城市裡生活的時候,他看不到人生的方向。第一份工作是父親安排的,他做了幾年辭職了,之後開過皮具店,做過支教老師,做過都市白領,還擺過地攤,甚至做過群眾演員。最後他選擇務農。

最早來到崇明島,他與當時的妻子尚英一起經營「喜願農場」,一口氣租下一兩百畝的土地,全部種植水稻,賣給上海乃至北京的菜團。菜團,也就是都市中向他訂購農產品的團購小組,一種社區支持農業(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)的形式。起步早,手筆又大,名氣一下子就闖出來,他用了一兩年就接近收支平衡。2014年以後,他和前妻分開,與女友王鑫桐在崇明島另開闢了現在的農場,改為種菜,水稻則只種一兩畝,自己吃。

夏天,他們就住在田地中央的大棚裡。菜籃、稻穀、草帽、鏟子,還有新鮮採收的菜葉子,他們就住在這中間,架起床和桌子,鋪上涼席。大棚透光,沒有窗簾,正好提醒農人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兩人吃素,早餐是自己種的米熬成的粥,午餐和晚餐則從田裡摘些菜葉炒了,就著米飯吃。四月的時節,田裡有成熟的油麥菜和菠菜,就是我們到訪時的晚餐。

一個小時的高鐵之外,在杭州富陽的龍門古鎮,鄧勇軍把自己和賈瑞明這樣的小農,與經營大型有機農場的公司劃分為兩類。「前者是尋求一種生活方式,後者是以經營為目的。」他說。曾拍攝賈瑞明紀錄短片的蔣亦凡也同意這種說法。他是可持續農業寫作平台「穀聲」的主編,關注有機農業與食品安全、環境議題多年,從「莫干山時期」就關注有機小農的足跡。「農業有一點很特別的是,牠會把你的整個生活捲進去。」蔣亦凡說。無論是賈瑞明、鄧勇軍,還是鄧勇軍的鄰居老焦,乃至現在商業模式最成功的小農之一,湖州璞心農場的王陸良,都是如此。

鄧勇軍的經歷和賈瑞明相似,又不相似。他是重慶山區出來的技術人才,專供移動通訊與衛星通訊,曾經做過國企中國電信的浙江分公司總經理,為當時的諾基亞公司做技術職稱,月薪三萬五千人民幣。都市生活,尤其是應酬,讓他疲憊不堪。「晚上六點鐘要吃一頓正餐,十點鐘還要陪他們在KTV裏面吃一頓,凌晨兩點還要吃一頓大排檔,都要喝酒嘛。酒量多高不重要,關鍵是,不把你喝倒,那些老總們會高興嗎?」

直到2010年,他接觸了莫干山的這群小農,包括他現在的鄰居老焦,以及賈瑞明,決心改變生活方式,做農業。「受他們的感染,我春節以後就辭職了。」可是家人堅決反對,「我回去鄉下找地,我姐姐就跟他們劃清界線,說你們誰敢支持我弟弟,我以後都不跟你們來往了!」他只好回到浙江,先是在湖州,後來又搬到杭州富陽的龍門古鎮,租了四十畝地開始種植。

他說自己一眼就相中了秀明自然農法,「可能因為我這個人想省力。」他笑說。「我說這個農法好,特別適合我,我就喜歡簡單的做法。你說要用大棚、黑膜白膜,還要搞堆肥、粘蟲板的那種,很累很麻煩。有沒有一種方法,就是你可以盡量什麼都不做,也可以種出乾淨的東西,然後又符合自然的規律呢?」他發現,原來真有這種方法,就是秀明自然農法。幾個原則是:「第一是自留種;第二是不打藥,不管是生物農藥還是劇毒農藥;第三是不施肥,不管是有機肥、綠肥還是堆肥;第四是連作、不休耕;第五是不除草。」他有自己的一套「土地能量收集法」,陽光、空氣中的雨水和雷電、溪水、雜草、蚯蚓、地熱,都讓他的土地越來越肥沃,而不需要外力的介入。

而湖州璞心農場的有機種植,則會用紫雲英、蠶豆葉等作為綠肥,還會收集鄰家農民的牛羊糞便跟秸稈、穀殼一起做堆肥。和賈瑞明、鄧勇軍對農法頭頭是道比起來,璞心農場的主人王陸良更隨性,許多種植技巧都來自本身就務農的年邁父母。「家庭農場」的概念,也讓璞心農場成為眾多有機小農中尤其特別的一個,別人帶著妻子「下鄉」已經很不容易,他則乾脆連父母孩子都一起帶來,四年前出生的小兒子更是差點在農場出生,取名為「米寶」。

400多畝地加300多姆茶園的面積,也讓王陸良成為農友們口中的成功案例。做過民工、學徒,從事服裝批發生意致富的王陸良,是相對擁有較多本金的小農。有機農業成本高,他連虧五年。「幸好買車買房都是做生意的時候就買好了。」他自嘲道。2012年,也就是他務農一年後,正逢稻子收割的季節,老丈人卻突發事故離開人世,父親對他說,稻子少收一茬沒事,老丈人的事最要緊,讓他放下農場。老父親頭一次親自來到農場,收割稻子,就再也離不開,到過年的時候,母親也來了。接著,太太也來了。現在是父親負責在糧倉裡打穀,母親割芥菜來醃製酸菜,太太則包裝菜品,發貨給客戶,兒子米寶則在出生一個月後就被放到田地吸吸地氣,現在會參加自家的農耕課堂。

實踐有機農業,在改變自家生活方式的同時,也為他人生產健康安全的食物,這是小農的理想。但是遠離都市的他們,又怎麼找到購買的人呢?怎麼做到收支平衡呢?

社區支持農業,還是工業化的「大有機」?

在璞心農場,王陸良說自己不做銷售。「消費者自己會來做服務、營銷、宣傳,我讓消費者自己服務消費者。」聽起來不可思議,但此言不虛,其背後的實質,就是前文中曾提到的「社區支持農業」(CSA),也是全球小農賴以生存的最佳模式之一。

怎樣讓消費者服務消費者?CSA的特質,就是在消費者群體和小農間達成一個協議,約定生產、預付定金,城市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消費者自己組織成消費團體,例如上海曾很活躍的「菜團」,向鄉村的小農去購買農產品,甚至有時還會親身去農場幫忙,或是自己上門提取農產品。王陸良的消費者,不僅到農場去幫忙採收、發菜,有的還掏錢入股,見到好的種子品種,還會帶來送給王陸良試種。

鄧勇軍做的「會員制」,也在做類似的事情。因為他所在的龍門古鎮是孫權故里,位於風景區內,不少會員會在週末舉家開車到附近遊玩,順便到農場體驗採收,自己把農產品帶回去。我們到訪的這天,就有三四個會員驅車前來,當中不乏對有機農業很有研究的夫婦,與鄧勇軍辯論了好一番,才心滿意足地採收了兩斤胡蘿蔔帶回家去。鄧勇軍接觸會員的方式是微信的「微店」,類似淘寶店,朋友帶朋友,他已有60多個會員。

而崇明島的賈瑞明,在早期種稻米就成功實踐過CSA的情況下,最近幾年,又升等到法式的AMAP,意為「保護小型家庭農場聯盟」,是法國自2001年就興起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。截至2015年,法國已有約2000個AMAP在運轉,32萬人從AMAP中獲得食物。也正是一批在上海工作、生活的法國人,將這種方法帶到了賈瑞明農場所在的上海。過去一年多中,賈瑞明農場的所有菜,都銷售給這個AMAP的法國人。他形容自己沒做什麼組織,但對方做得很成熟。「他們一定要求大家親眼見到面,要定期聚會,也邀請我們一起去交流,還會經常到農場來探訪。」他說。AMAP的這種做法,是為了營造盡可能強的社區感,穿過手機、社群網絡的電子屏幕,真實地在每個購買小農菜的人與小農之間建立連結。最高峰時,這個AMAP團體有22人,目前還剩12人,給賈瑞明的農場帶來每月一萬多元的收入,扣除成本後,一年能有三四萬的收入。我們到訪的這天,正逢這個AMAP團體到農場探訪,大人小孩們一起用農場的大米做了米餅,臨行前,團體的組織者還拿出一個裝滿了棉布袋子的大包包,請賈瑞明循環使用。

不過,對比過各國CSA模式的蔣亦凡也坦言,像這樣的CSA在中國小農中並不多見,這幾個例子都屬幸運。原因是,類似賈瑞明接觸到的AMAP團體,是一群很有自主意識的消費者在主動尋找信得過的小農去支持,但大多數中國的消費者,還是在被動等待農場去找他們,或者說,等待農產品自動出現在城市裡的超商、菜場或是便利店,更時髦一些,則是電子商務網站,例如淘寶店、微店和各種各樣的食物線上市集。這樣的壞處是,消費者彼此並不知道一起購買農產品的是誰,也沒有親眼見過小農,而是在家等快遞。這樣的情況下,社區支持農業的「社區」感,又怎能形成呢?如果社區感不穩定,流失就容易得多了,小農的收入也會變得不穩定。

CSA支持的小農走不進主流,取而代之的,則是出現在城市超商和電商網站,光鮮亮麗等待挑選的「大有機」產品。所謂「大有機」,指的是以工業化的標準和模式,大規模量產符合特定有機認證標準的作物,然後以大型超商、菜市場和中高端西餐廳為銷售通路的商業模式。我們也找到了兩家這樣的企業,對比之下,正如鄧勇軍所說,和小農相比,大有機做的更多是經營,而不是生活方式。

在距離杭州30分鐘高鐵路程的嘉興,一家台資企業就是這樣的大型有機農場。世合集團,位於嘉興近郊,2010年創立後,隨著嘉興市政府的入股,成為嘉興農業的標桿企業,曾被人民網報導,打出「兩岸新農村」的概念。世合農園入口處,迎面就可見吳伯雄的簽名刻在大石上。曾任台糖農業經營處處長與台糖研究所副所長的簡銘宏,也是這家農場的高管之一。

在嘉興近郊,世合農園規劃了總共五期農場,現在一到三期已經實現,一期有850公頃農地,二期有1000畝。農場總經理助理鄭菲菲說,因為人力成本的限制,世合農園只做大客戶,不做零售。大客戶當中,包括精品超市、中高端餐飲業等。嘉興隨處可見的食物便利商店「挑拾」,就有專屬於世合農園的貨櫃,遠到上海佳思多大型超商,也有世合的專櫃。貨架上所見,所有蔬菜以塑膠袋封裝,上面貼有有機認證標識,包括一個掃描可知生產細節的二維碼。

「喝台灣豆漿長大的台灣蔬果珍品」,是世合農園的口號。農園從台灣引進的品種有美濃香瓜、番茄和各種生菜等。而喝豆漿,則指的是用黃豆發酵調配的植物營養液,來噴灑灌溉大棚裡的農作物。和小農的簡陋大棚或是沒有大棚相比,這裡的大棚不僅是V型防風,用菲菲的話說,「從來沒有受過颱風影響」,而且裝有遙控的噴灌、滴灌按鈕和官倒,直接通過大棚四周挖出的水渠,來引入收集淨化過的雨水。

和小農對蟲害、雜草的態度不同,世合農園的灌溉法認為大棚的環境管控效果顯著,鋪設地膜更可以防草、防蟲,農場也會養羊和鵝來吃掉雜草。菲菲說,因為做堆肥的設備還要過幾年才規劃,所以現在農場大部分的肥料是購買合資格的商業有機肥。

大客戶的銷售通路,給大規模農場帶來穩定的收益。以有機農園為賣點,世合集團還推出「世合小鎮」概念,在農園四周規劃起房地產別墅區、幼兒園、小學、醫院。「這樣你就可以住著世合的房子,吃著世合的菜,送孩子上世合的雙語幼兒園,去世合的醫院看病。」菲菲說。在嘉興市區,世合集團還開起了健身房,要攻入老年養生市場。

這種工業化的「大有機」以超商和便利店的廣泛覆蓋率,構建起普通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的概念,比起等待CSA社區找上門來訂購的郊區小農來說,市場優勢很明顯。不過,也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有機農業企業,例如上海崇明島的一個大型農場。

一個工作日的中午,上海湖濱道購物中心地下一層,上海最受歡迎的有機餐廳之一「悅衡食集」正迎來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分。在周圍寫字樓工作的白領接連湧入這個西式的美食廣場,享用現場烹飪的美味沙拉、手切薯條、糙米拌飯、冷榨蔬果汁。餐廳入口是一個小型的超市貨架,上面擺放著貼好有機認證的塑膠袋裝蔬菜,沙拉窗口寫著:本地農場直營。這家餐廳的大部分有機蔬菜,都來自位於上海崇明島的這間大農場。

農場在天貓,也就是淘寶官網上有自己的線上店鋪,面向散客,也通過自己的網站、微信平台和熱線電話做會員的宅配上門服務。該農場的農夫把我拉進了兩個會員群組,群組名稱都帶有CSA一詞,他解釋道:「這是我們給會員間彼此交流、建立聯繫的群組,像是早餐打卡啊,蔬果飲打卡啊,還有定期的線下活動見面、農場探訪、採摘活動,都在群組裡通知大家。」大客戶和會員CSA宅配,在農場銷售額的佔比是「各自一半」。

這是否就是資本進入小農後,仍能保有CSA社區感的成功案例呢?然而蔣亦凡說,不是。他用生態農業的概念提醒大家,有機農業的初衷是什麼?是只要跟足了有機認證的手續,只在意會檢測的那些項目,包括食物本身,還是要關注整個生產過程是否對生態足夠友善?舉例來說,粘蟲板,就已經不符合秀明自然農法中對蟲子的態度,更危險的則是所謂防蟲防草的地膜,因為始終是塑膠製品,很有可能會殘留在土地中,造成污染。而為了讓有機蔬菜在超商貨架上賣相晶瑩剔透,又要用掉多少塑膠包裝袋?

蔣亦凡還以美國著名的可持續食物倡導者 Michael Pollan 的《咋是者的兩難》為例,書中批評了美國最受歡迎的有機超商「全食超市」,指它展示給消費者的都是小農耕作的自然生態、感人故事,但實際上售賣的卻是工業化的「大有機」企業的產品。Michael Pollan形容,這些企業偏離了有機農業的本意,雖然沒有用農藥化肥,但卻並沒有尊重自然的規律。小農賈瑞明認同這種觀點。他就曾被電商平台「一米市集」接觸過,雙方短暫合作了半年,他發現這種從多個渠道進貨的電商平台,不一定能傳達小農的種植理念。用蔣亦凡的話來說,有些中國的電商平台就像「全食超市」一樣,給消費者營造和販賣一種「我在支持小農」的想象,但實際上,獲益最多的卻是電商本身,以及那些「大有機」的企業。

賈瑞明的態度要相對溫和一些,他覺得電商平台倒不一定會和小農衝突,「我很有信心,CSA帶來的緊密社區關係,是動動手指、收個快遞的電商平台取代不了的。」但每次結束採訪,回到市區,望著那些在超商和有機餐廳消費著有機食品的人們,我都會懷疑,還要過多久,他們才會意識到真正的有機小農並不在這裡?

生存的難題

在上海,除了「悅衡食集」之外,還有一間更出名的有機餐廳,名叫 Green & Safe。這間餐廳連同名字、菜單、食物都標註滿滿的英文,位於舊法租界的淮海路地區,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。在 Green & Safe 的兩層酒吧式餐廳中,坐著滿滿的中產、白領和外國人。這很現實地反映出有機農產品在中國的消費群體。

有機蔬菜的價格比普通蔬菜要貴,這是毋庸置疑的。這也限制了有機農業在中國的擴展。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,都是大城市周邊。」業者告訴我,「在別的地方賣不出去啊。」這不僅是消費能力,也是消費觀念,乃至於對有機概念是否有認知的問題。

小農鄧勇軍是湖南人,但卻沒辦法回老家做有機種植,「二十塊錢一斤的菜你賣給誰?人家兩塊錢都不一定要你的。大米三十塊錢一斤,誰要你的?」在湖州經營璞心農場的小農王陸良也說,就算客戶捨得買,客戶家裡的老人也不捨得吃。「老人家會去外面買普通的米和菜來『平衡』一下,有時候,客戶要用善意的謊言,不告訴他們這些菜多少錢,他們才吃。」善良的附近農民對他的耕作方法知根知底,怕他虧錢,都說,「你們要找電視台來拍拍啊,讓有錢人知道,我們知道你們這個乾淨,可是沒用,我們吃不起啊。」

嘉興世合農園的菲菲也坦言,就算是面對大客戶,也有相似的難題。「因為國內不會有那種量級的大客戶要訂這麼多有機蔬菜,貴啊!它訂『綠色無公害』的,也打藥,有國家認證,消費者分不太清的,那客戶就覺得『綠色無公害』就夠了。」有機蔬菜的生產成本是『綠色無公害』蔬菜的兩三倍,價格卻比『綠色無公害』要貴一倍。

這樣的現狀,就把有機農業限制在中國的大城市周邊,難以全國推廣。而對小農來說,有機農業成本高、價格高,也是讓他們收支難以平衡的最主要原因。鄧勇軍做到第六年才收支平衡,「第一年、第二年每年虧五到六萬,第三年虧了十四萬,第四年虧了四五萬,總共虧了32萬左右。」鄧勇軍做國企高管出身,才有積蓄,試問又有多少有志從事有機農業的小農能經得起這樣的連年虧損呢?

鄧勇軍的鄰居,一起做有機農業的老焦就是個北大哲學系畢業的文科生,沒有鄧勇軍賺錢的本事。記者問他:「你光是做農業的話,能自負盈虧嗎?」他想也沒想就回答:「不能。」

「那還能繼續撐下去嗎?」

「撐不下去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?」

「另外想出路,我考慮過放手,希望能不放,就不放。」

這種困境,一直都是自然農法的先鋒賈瑞明想要解決的大問題。他說:「我很現實,我們要更多年輕人願意留在土地上從事農業,還要說服那些打藥的人來跟我們一起做不打藥的農業,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證明:做有機能賺錢。」

真能賺錢嗎?直到今天,十年過去了,他還是覺得能。「只是賺得太少。」例如他的農場一年收入三四萬元,但崇明島的年輕人若到上海市區去打工,輕易就能賺到一年五六萬元。這也導致了這種奇特的現象:「崇明雖然很多有機農場,但大部分是外來青年在做。」他覺得這和從小的教育也有關。「從小我們的課本就對農村孩子灌輸城市的高樓大廈、地鐵,各種現代化的東西,那孩子就會覺得,我長大終究是要去城市的,那才是理想的生活。」他說,「他們跟土地的關係,從小就被剝離了。」

這種對現代化、城市化的追捧,在賈瑞明看來,和農業生產中對機械化、規模化的追求是一體的。他提到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,「把農村大量的人口從土地上剝離,讓他們進入城市去工作,然後再在農村收來的土地上規劃化、機械化地種植糧食,用很便宜的糧食去餵飽城市的農民工。」在他看來,情況和今天的中國,是相似的。自然農法之所以不受地方政府青睞,也是因為依賴人與土地的連結,「他們會覺得這個年代還徒手拔草,是一種倒退,這是要淘汰的農業。」

當然,政府對農業的補貼一直都在進行,崇明島的自然教育機構「自來塾」就和政府合作進行自然農耕教育、城鄉互動的項目,創辦人雷炯是同濟大學設計系的畢業生。雷炯說,政府會鼓勵農民使用如蠶豆、紫雲英的綠肥,對應的補貼是減免不超過20%的地租。有的地方政府,例如杭州富陽的龍門古鎮,則是給鄧勇軍們送去免費的商業有機肥,但彼此種植原則不同,往往補不到點上。

新的嘗試

面對困境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決方式。崇明島的大農場業者、湖州璞心農場的王陸良和崇明島的小農賈瑞明,分別提出了三種不同的方法。佳靜覺得,要降低有機農產品的價格,就要用技術革新和機械化的方式,降低人力成本,同時提高產量,這樣才能逐漸做出普通消費者也買得起的有機食品。但王陸良覺得,這些成本是不能省的,該改變的,是消費者的消費觀念。「有人會去擠公車,但同時去買LV的包包,也有人在美容、健身上用很多錢,還有人為了買車甚至會借錢。我覺得消費者應該把健康意識放在花錢的第一位。」他還算了一筆賬,一個月吃米吃菜,全是有機的,2000元人民幣左右可以搞定,「要看你願意把錢花在哪裡。」但消費意識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蔣亦凡就悲觀地認為,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意識要進步,可能需要幾次大的食品安全危機來作為契機。

賈瑞明的方法更特別,他還是萬變不離其宗,想要讓農村青年留在土地上從事有機農業,並賺到錢,這樣才能有更多的有機產品,用他的話來說,「真正推動中國的有機農業發展」。去年11月,他去了一趟中國東北的吉林省通化市,發現那裡郊區的青年受教育程度不高,覺得出去打工困難,所以比崇明島的年輕人更願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事農耕。這一發現讓他決定離開耕耘了八年的崇明島,親身到當地去做自然農法。

更多的年輕新農人,因為抓準了都市青年文藝小資的消費取向,開始利用有機農產品製作酵素、果醬、酒釀、米酒、果酒、麵包、薄荷茶,甚至是芝麻糊等農業加工品。加工品可以比生鮮賣出更高的價格,也有市場,這也是賈瑞明認可的事。

4月12日,賈瑞明就要啟程去吉林,他始終相信,有機農業圈子雖小,但總有未來。他眼前看到的是,是他人生,也是中國有機農業的,一個新時代的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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